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我看新闻总感觉我们的国家正在蓄势待发。各项重大工程和高新技术突破，我们对世界说话的信心越来越足。但一关掉手机，回到自己的生活，和亲朋好友聊天，总的感觉是：钱很难赚，东西似乎不便宜，生活压力没有减少。 “外强内弱”的分离感非常强烈。相关数据似乎也印证了我们的感受。我国GDP稳居世界第一，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但如果我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8万到9万元，我肯定会吐口水。老百姓的钱包为何跟不上国家发展的步伐？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 1.国家计算lar大账，我们算小账。这些账本不是同一件事。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发展的账本和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账本有着完全不同的算法。从国家层面看，重要的是GDP总量、国际贸易额、超级工程建设、前沿技术突破。这些东西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资本。比如去年我们的汽车出口量增加了，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域，我们几乎成为了世界冠军；再比如，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投资经常增长20%以上。这些都是新闻网自豪书写的宏大叙事。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个月工资涨了吗？下个月我能按时支付抵押贷款吗？您孩子的补习班费用交了吗？老年人可以吃多少如果他们生病住院，他们有医疗保险吗？菜市场的猪肉和蔬菜价格结束了吗？问题就出在这里。官方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大体一致，均为5.2%左右。但“平均”这个词往往是一个神奇的词。我和马云拥有同样的财富，我也是亿万富翁。行业、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事互联网、人工智能的人可能还觉得年薪几十万、几百万还不够；但传统制造业和纺织行业的工人可能仍为维持几千元的工资而烦恼。更重要的是，我们赚多少钱才能幸福？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40%。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每创造100元财富，普通老百姓用来消费的还不到40元选项。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数字接近68%，世界平均水平为55%。我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去哪儿了？它用于投资、建设工厂、建设基础设施和丰富国民储蓄。这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之主辛苦挣钱，但挣到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扩大生产或者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实际用于改善当前衣食住行娱乐的资金比例很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观（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但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意愿不高，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经落后于收入的增速。输入增长率。我不想花，但又不敢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钱可以支配。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问题：CPI（居民消费价格）索引）。官方数据有时显示CPI很低甚至小幅下降，但我们总感觉物价在上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商品在CPI“篮子”中的权重是不同的。在我们国家，食物占了大部分的重量（约34%），而美国只占15%左右。当猪肉、蔬菜价格企稳甚至回落时，CPI可能会推高。但我们生活中真正的大部分资金——住房（尤其是抵押贷款或租金）、儿童教育和医疗保健，是相对地以 CPI 来衡量的。房价上涨、学费上涨、药品费用上涨这些最痛苦的支出，都被“抹平”出了宏观数据。这就造成了“统计数据说不存在通胀，老百姓却感觉通胀压力巨大”的奇怪现象。 2、经济变革的“痛苦”确实伤害到了普通老百姓。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它有移动从过去盖房子、从事低端制造业，转向以技术和服务驱动。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但转变的过程就像汽车换档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失败”大部分是由普通工人承担的。最明显的是“去工业化”或“产业升级”。由于高昂的成本和严格的环保法规，东南沿海许多工厂关闭、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或者升级为自动化程度更高的“黑灯工厂”。其结果是，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服务业成为主导。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几乎占一半。这听起来是件好事，但服务行业内部却存在很大差异。高端，如金融、IT、专业咨询等，具有较高的工资高，但门槛也高，容纳不了很多人。能够吸纳大量就业岗位的是餐饮、快递、网约车、零售等低端服务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利润上限低，风险高。程序员可以离开，还能另谋高就，送货员还能多跑几个单来维持收入，但对于中年工人来说，一旦工作的工厂搬迁或关闭，他就很难转身进入高薪服务行业。他的收入很有可能会减少，或者可能找不到工作。这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高级技工、工程师严重短缺，企业高薪招不到人；另一方面，高级技工、工程师严重短缺，企业高薪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量具有初级技能的工人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或者只能担任低薪职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分裂社会的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数据显示，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刚刚超过50%。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税收。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报酬比例可达60%-70%。近年来，家庭部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说白了，“资本”和“政治”政府拿走了更多，而“工党”则得到了不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看企业财报，收入增长不错，政府财政收入也比较稳定，但当钱落入老百姓口袋时，增长却并不明显。服装流行趋势资本的集中和高技能人才的少数，让普通工人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3、除了经济结构之外，我们的一些制度设计也不能很好地塑造这种“国强民不富”的格局。这堵无形的墙将中国人民划分为不同的福利层次。长三角和大湾区现在正在实行户籍年份互认，这是进步，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处于主要区域，调整的门槛仍然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明显偏向于受过高等教育、高技能的人才。上海和深圳都渴望从清北获得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并直接给他们户口。但对于一个在深圳工厂工作多年的技术工人来说，没有户口几乎是不可能生活的。 ？这意味着您的孩子在城市考大学很困难，意味着您将无法平等享受当地的公共住房、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极大限制了普通劳动者通过向高收入地区转移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甚至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大量“户户分离”，农村老人无法带着孩子进城生活自理。 “无人照顾”的问题有时比“晚年没钱”更令人沮丧。第二，我们确实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安全网络，覆盖十亿多人，但“水平”差距巨大。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每月接近4000元。很多人每个月只能挣二三百元，也就是五六百元。这是六到七倍的空间。医疗保险也是如此。虽然报销比例提高后，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不同地区落户便利性的差距，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顽疾。 ，影响程度完全不同。治安水平的“不一”，让大量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居民始终没有安全感，不敢花钱。是的，他们甚至会在紧急情况下保留它。最后，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和最多的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东海岸。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资源匮乏。尽管有“MOOC西游记”等在线教育的尝试，但优质的师资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复制。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生活质量的差距。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不是pe乐观，但要正视。解决“国强不富”的矛盾，是中国能否跨越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关键。这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耐心。一是认真调整收入分配。它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提高劳动工资在基本分配中的比重，赋予普通劳动者更多的工资谈判话语权。税收方面，要更好发挥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高资产群体的税收征管，同时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我们可以向德国学习。它们的累进税制和劳动共同决定机制较好地控制了贫富差距，税后基尼系数很低。第二，要打破“墙”，让人员真正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深化，不能只向“精英”开放。要逐步降低普通劳动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稳定工作和生活的门槛。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走到哪儿，钱就到哪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必须流向人民群众。一个人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权利不能与他可能长期离开的地方挂钩。这就需要建立统一的全国社会保障信息平台和更加复杂的精算系统。这很难，但必须要做。那么就需要填补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口”。要下决心逐步缩小城乡、职工与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大中央调节规模和比例资金。把更多国有企业收入转入社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标是构建更加公平、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让老百姓敢于消费、无忧无虑。最后，我们要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中西部地区开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好事，但不会被视为“浪费”。引导资金和技术同步转移，共同助力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聚焦民生领域，而不是盲目投入“打铁、公基”等绩效项目。结论 国家就像一艘巨轮，我们都是船上的乘客。船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能承受的风浪也越来越强，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有信心并感到自豪。但目前的问题是，很多船上乘客感觉自己的船舱太局促，食物太普通，旅行体验并没有随着船舶的长大而改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清醒的认识和共同努力。涉及到利益的深度调整，难免会触及很多心甘情愿的奶酪，难度很大。但道路必须畅通。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冰冷的数字和宏大的工程，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过上更有尊严、更有收获、更有保障的生活。只有把国家的“力量”真正转化为亿万人民的“财富”，这艘巨轮才能顺利航行、平稳航行。参考资料：羊城晚报《GDP、就业、居民收入……你关心的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都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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