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我看新闻总感觉我们的国家正在蓄势待发。各项重大工程和高新技术突破，我们对世界说话的信心越来越足。但一关掉手机，回到自己的生活，和亲朋好友聊天，总的感觉是：钱很难赚，东西似乎不便宜，生活压力没有减少。 “外强内弱”的分离感非常强烈。相关数据似乎也印证了我们的感受。我国GDP稳居世界第一，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但如果我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8万到9万元，我肯定会吐口水。老百姓的钱包为何跟不上国家发展的步伐？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
1. 国家定居拉大账我们结，小账我们结。这些帐户不是同一件事。
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发展的账本和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账本有着完全不同的算法。从国家层面看，重要的是GDP总量、国际贸易额、超级工程建设、前沿技术突破。这些东西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资本。比如，我们的汽车出口一年来有所增长，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域，我们几乎成为了世界冠军；再比如，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投入经常增长20%以上。这些都是新闻网自豪书写的宏大叙事。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个月工资涨了吗？下个月我能按时支付抵押贷款吗？你付钱了吗孩子补习班？老年人生病住院可以报销多少医疗保险？菜市场的猪肉和蔬菜价格结束了吗？问题就出在这里。官方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大体一致，均为5.2%左右。但“平均”这个词往往是一个神奇的词。我和马云拥有同样的财富，我也是亿万富翁。行业、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事互联网、人工智能的人可能还觉得年薪几十万、几百万还不够；但传统制造业和纺织行业的工人可能仍为维持几千元的工资而烦恼。更重要的是，我们赚多少钱才能幸福？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40%。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每创造100元财富，就少韩40元是老百姓消费用的。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数字接近68%，世界平均水平为55%。我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去哪儿了？它用于投资、建设工厂、建设基础设施等，丰富国民储蓄。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之主辛苦挣钱，但挣到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扩大生产或者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实际用于改善当前衣食住行娱乐的资金比例很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非常可观（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但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消费意愿不高，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已经落后于收入增速。我不想花，但又不敢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钱可以支配。我们来谈谈关于一个更容易理解的问题：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有时官方数据显示CPI很低甚至小幅下降，但我们总感觉物价在上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商品在CPI“篮子”中的权重是不同的。在我们国家，食物占了大部分的重量（约34%），而美国只占15%左右。当猪肉、蔬菜价格企稳甚至回落时，CPI可能会推高。但我们生活中真正的大部分资金——住房（尤其是抵押贷款或租金）、儿童教育和医疗保健，是相对地以 CPI 来衡量的。房价上涨、学费上涨、药品费用上涨这些最痛苦的支出，都被“抹平”出了宏观数据。这就造成了“统计上说没有通货膨胀，老百姓却感觉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的奇怪现象。
2. 经济变革的“病”真的会伤害或伤害普通人。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靠建造房屋、从事低端制造业拉动，转向靠科技和服务拉动。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但转变的过程就像汽车换档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失败”大部分是由普通工人承担的。最明显的是“去工业化”或“产业升级”。由于高昂的成本和严格的环保法规，东南沿海许多工厂关闭、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或者升级为自动化程度更高的“黑灯工厂”。结果，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服务业成为主导。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几乎占一半。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但内部却存在很大差异他是服务业。高端的，比如金融、IT、专业咨询，工资高，但门槛也高，容纳不了很多人。能够吸纳大量就业岗位的是餐饮、快递、网约车、零售等低端服务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利润上限低，风险高。程序员可以被解雇，还能另谋高就，送货员还能多跑几个单维持收入，但对于中年工人来说，一旦工作的工厂搬迁或关闭，他就很难转身进入高薪服务行业。他的收入很有可能会减少，或者可能找不到工作。这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高级技师、工程师严重短缺，企业招不到高素质的人才。拉里斯；另一方面，大量具有初级技能的工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从事低薪岗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通过收入的权力结构。社会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数据显示，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刚刚超过50%。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税收。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报酬比例可达60%-70%。我们的行业作为主要分布的一部分，近年来一直在减少。说白了，“资本”和“政府”拿走的多一些，而“劳动力”拿走的就少一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看企业财报，收入增长不错，政府收入也比较稳定，但当钱进入老百姓的口袋时，增长并不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和少数高技能人才的倾向，让普通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3、看不见的“墙”挡住了普通人向上爬的路。
除了经济结构之外，我们的一些制度设计也不出意外地塑造了这种“国强民不富”的格局。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户籍制度。这堵无形的墙将中国人民划分为不同的福利层次。长三角和大湾区现在正在实行户籍期限互认，这是一个进步。但在北上广深核心区域，维修门槛仍然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明显有利于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清北毕业的人工智能博士生被S急需上海和深圳，给他们直接户口。但对于一个在深圳工厂工作十年的技术工人，或者一个在这座城市服务多年的快递小哥来说，想要安定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户口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的孩子将很难在居住的城市考上大学，也意味着您将无法平等地享受当地的公共住房、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极大地限制了普通劳动者通过向高收入地区转移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甚至造成大量“户口分离”等社会问题。农村老人无法跟随子女进城养老，遗留问题、空缺问题加剧。 “没人会照顾你”有时比“没有钱退休”更让人绝望。二是社会保障“双轨制”。我们实际上已经建造了l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十亿多人，实现了“全覆盖”。但“水平”差距巨大。根据2025年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将接近每月400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金，很多人每月只能领取两三百元。算上个人账户，才五六百元。差距有六到七倍。医疗保险也是如此。虽然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在缴费范围、金额，特别是异地结算便利性上差距仍然明显。一场大病对于有职工医保的城市家庭和只有新农合的农村家庭来说，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让大量普通人，尤其是农村人l 居民，总是缺乏安全感，即使有钱也不敢花钱。他们应该保留它以备紧急情况。最后，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多的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东海岸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资源匮乏是常态。尽管有“MOOC西游记”等在线教育的尝试，但优质的师资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复制。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拉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他们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 4.路在哪里？我们能做什么？提到很多问题，我并不是要贬低它们，而是要正视它们。解决好“猴国不富国”的矛盾是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ina可以克服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耐心。一是认真调整收入分配。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提高劳动工资在基本分配中的比重，赋予普通劳动者更多的工资谈判话语权。税收方面，要更好发挥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同时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累进税制和劳动共同决定机制，贫富差距得到很好的控制，税后基尼系数很低。第二，要打破“墙”，让人员真正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深化，不能只向“精英”开放。需要逐步降低门槛使普通劳动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走到哪儿，钱就到哪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必须流向人民群众。一个人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权利不能与他可能长期离开的地方挂钩。这就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平台，是更为复杂的精算系统。这很难，但必须要做。其次，还需要填补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口”。要下决心逐步缩小城乡、职工与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高中央调节基金规模和比例。把更多国有企业收入转入社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标是构建更加公平、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让老百姓敢于消费、无忧无虑。最后，我们要避免“过早去工业化”。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好事，但收到的不仅是“废物”。引导资金和技术同步转移，共同助力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聚焦民生领域，而不是盲目投入“打铁、公基”等绩效项目。结论 国家就像一艘巨轮，我们都是船上的乘客。船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能承受的风浪也越来越强，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信和自豪。但目前的问题是，很多船上乘客感觉船舱太局促、食物太普通、旅行体验差并没有随着船的成长而改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清醒的认识和共同努力。涉及到利益的深度调整，难免会触及很多心甘情愿的奶酪，难度很大。但道路必须畅通。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冰冷的数字和宏大的工程，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过上更有尊严、更有收获、更有保障的生活。只有把国家的“力量”真正转化为亿万人民的“财富”，这艘巨轮才能顺利航行、平稳航行。
参考资料材质：
羊城晚报《GDP、就业、居民收入……你关心的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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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我看新闻总感觉我们的国家正在蓄势待发。各项重大工程和高新技术突破，我们对世界说话的信心越来越足。但一关掉手机，回到自己的生活，和亲朋好友聊天，总的感觉是：钱很难赚，东西似乎不便宜，生活压力没有减少。 “外强内弱”的分离感非常强烈。相关数据似乎也印证了我们的感受。我国GDP稳居世界第一，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但如果我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8万到9万元，我肯定会吐口水。老百姓的钱包为何跟不上国家发展的步伐？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
1. 国家定居拉大账我们结，小账我们结。这些帐户不是同一件事。
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发展的账本和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账本有着完全不同的算法。从国家层面看，重要的是GDP总量、国际贸易额、超级工程建设、前沿技术突破。这些东西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资本。比如，我们的汽车出口一年来有所增长，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域，我们几乎成为了世界冠军；再比如，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投入经常增长20%以上。这些都是新闻网自豪书写的宏大叙事。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个月工资涨了吗？下个月我能按时支付抵押贷款吗？你付钱了吗孩子补习班？老年人生病住院可以报销多少医疗保险？菜市场的猪肉和蔬菜价格结束了吗？问题就出在这里。官方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大体一致，均为5.2%左右。但“平均”这个词往往是一个神奇的词。我和马云拥有同样的财富，我也是亿万富翁。行业、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事互联网、人工智能的人可能还觉得年薪几十万、几百万还不够；但传统制造业和纺织行业的工人可能仍为维持几千元的工资而烦恼。更重要的是，我们赚多少钱才能幸福？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40%。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每创造100元财富，就少韩40元是老百姓消费用的。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数字接近68%，世界平均水平为55%。我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去哪儿了？它用于投资、建设工厂、建设基础设施等，丰富国民储蓄。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之主辛苦挣钱，但挣到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扩大生产或者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实际用于改善当前衣食住行娱乐的资金比例很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非常可观（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但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消费意愿不高，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已经落后于收入增速。我不想花，但又不敢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钱可以支配。我们来谈谈关于一个更容易理解的问题：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有时官方数据显示CPI很低甚至小幅下降，但我们总感觉物价在上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商品在CPI“篮子”中的权重是不同的。在我们国家，食物占了大部分的重量（约34%），而美国只占15%左右。当猪肉、蔬菜价格企稳甚至回落时，CPI可能会推高。但我们生活中真正的大部分资金——住房（尤其是抵押贷款或租金）、儿童教育和医疗保健，是相对地以 CPI 来衡量的。房价上涨、学费上涨、药品费用上涨这些最痛苦的支出，都被“抹平”出了宏观数据。这就造成了“统计上说没有通货膨胀，老百姓却感觉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的奇怪现象。
2. 经济变革的“病”真的会伤害或伤害普通人。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靠建造房屋、从事低端制造业拉动，转向靠科技和服务拉动。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但转变的过程就像汽车换档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失败”大部分是由普通工人承担的。最明显的是“去工业化”或“产业升级”。由于高昂的成本和严格的环保法规，东南沿海许多工厂关闭、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或者升级为自动化程度更高的“黑灯工厂”。结果，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服务业成为主导。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几乎占一半。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但内部却存在很大差异他是服务业。高端的，比如金融、IT、专业咨询，工资高，但门槛也高，容纳不了很多人。能够吸纳大量就业岗位的是餐饮、快递、网约车、零售等低端服务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利润上限低，风险高。程序员可以被解雇，还能另谋高就，送货员还能多跑几个单维持收入，但对于中年工人来说，一旦工作的工厂搬迁或关闭，他就很难转身进入高薪服务行业。他的收入很有可能会减少，或者可能找不到工作。这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高级技师、工程师严重短缺，企业招不到高素质的人才。拉里斯；另一方面，大量具有初级技能的工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从事低薪岗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通过收入的权力结构。社会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数据显示，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刚刚超过50%。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税收。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报酬比例可达60%-70%。我们的行业作为主要分布的一部分，近年来一直在减少。说白了，“资本”和“政府”拿走的多一些，而“劳动力”拿走的就少一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看企业财报，收入增长不错，政府收入也比较稳定，但当钱进入老百姓的口袋时，增长并不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和少数高技能人才的倾向，让普通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3、看不见的“墙”挡住了普通人向上爬的路。
除了经济结构之外，我们的一些制度设计也不出意外地塑造了这种“国强民不富”的格局。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户籍制度。这堵无形的墙将中国人民划分为不同的福利层次。长三角和大湾区现在正在实行户籍期限互认，这是一个进步。但在北上广深核心区域，维修门槛仍然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明显有利于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清北毕业的人工智能博士生被S急需上海和深圳，给他们直接户口。但对于一个在深圳工厂工作十年的技术工人，或者一个在这座城市服务多年的快递小哥来说，想要安定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户口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的孩子将很难在居住的城市考上大学，也意味着您将无法平等地享受当地的公共住房、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极大地限制了普通劳动者通过向高收入地区转移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甚至造成大量“户口分离”等社会问题。农村老人无法跟随子女进城养老，遗留问题、空缺问题加剧。 “没人会照顾你”有时比“没有钱退休”更让人绝望。二是社会保障“双轨制”。我们实际上已经建造了l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十亿多人，实现了“全覆盖”。但“水平”差距巨大。根据2025年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将接近每月400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金，很多人每月只能领取两三百元。算上个人账户，才五六百元。差距有六到七倍。医疗保险也是如此。虽然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在缴费范围、金额，特别是异地结算便利性上差距仍然明显。一场大病对于有职工医保的城市家庭和只有新农合的农村家庭来说，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让大量普通人，尤其是农村人l 居民，总是缺乏安全感，即使有钱也不敢花钱。他们应该保留它以备紧急情况。最后，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多的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东海岸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资源匮乏是常态。尽管有“MOOC西游记”等在线教育的尝试，但优质的师资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复制。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拉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他们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 4.路在哪里？我们能做什么？提到很多问题，我并不是要贬低它们，而是要正视它们。解决好“猴国不富国”的矛盾是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ina可以克服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耐心。一是认真调整收入分配。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提高劳动工资在基本分配中的比重，赋予普通劳动者更多的工资谈判话语权。税收方面，要更好发挥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同时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累进税制和劳动共同决定机制，贫富差距得到很好的控制，税后基尼系数很低。第二，要打破“墙”，让人员真正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深化，不能只向“精英”开放。需要逐步降低门槛使普通劳动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走到哪儿，钱就到哪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必须流向人民群众。一个人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权利不能与他可能长期离开的地方挂钩。这就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平台，是更为复杂的精算系统。这很难，但必须要做。其次，还需要填补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口”。要下决心逐步缩小城乡、职工与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高中央调节基金规模和比例。把更多国有企业收入转入社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标是构建更加公平、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让老百姓敢于消费、无忧无虑。最后，我们要避免“过早去工业化”。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好事，但收到的不仅是“废物”。引导资金和技术同步转移，共同助力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聚焦民生领域，而不是盲目投入“打铁、公基”等绩效项目。结论 国家就像一艘巨轮，我们都是船上的乘客。船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能承受的风浪也越来越强，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信和自豪。但目前的问题是，很多船上乘客感觉船舱太局促、食物太普通、旅行体验差并没有随着船的成长而改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清醒的认识和共同努力。涉及到利益的深度调整，难免会触及很多心甘情愿的奶酪，难度很大。但道路必须畅通。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冰冷的数字和宏大的工程，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过上更有尊严、更有收获、更有保障的生活。只有把国家的“力量”真正转化为亿万人民的“财富”，这艘巨轮才能顺利航行、平稳航行。
参考资料材质：
羊城晚报《GDP、就业、居民收入……你关心的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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